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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1947年,三月八日,基隆》

二二八大屠杀(228Massacre)这个在台湾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事件,在最初有两个场景很重要。

1947年,三月八日,基隆

第一个是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大稻埕的私菸查缉,聚众抗议。

第二个是十天后,三月八日,中国军人抵达台湾开始厉行屠杀的开始,地点是基隆。

台北是全台沸腾的开始。基隆,则是党国力量抵台血腥镇压的开始。

国民党在基隆的屠杀由于非常惨烈,一种民间的解释是,基隆人第一眼目击了这个党国势力有多幺冷血残酷,因此基隆从此比别的地方都要更顺从于党国威权,一口大气都不敢多喘。

相传自从陈仪对蒋介石提出派兵镇压的要求后,蒋介石遂派二十一师渡海来基隆展开屠杀。载着二十一师的船舰刚抵达基隆港西二、三号码头,这些兵仔都还没下船,就开始对岸边扫射。

直到下船,在港西二三号码头仓库前整队后,再往基隆市区挺进。男丁被编列成排,以铁丝穿过手掌,一次一枪,把整排人带进河里,淹死。

1947年的三月,基隆男人不能随便上街,一旦出门,就回不来了。有的人躲进家里的阁楼仓库里,一躲就是半年。有的人则是在八堵暖暖一带的山上、或防空洞里,住了年余。基隆一些聚落甚至是整个村里的男丁都送到暖暖、八堵一带的山上、防空洞里住,而还住在市区街仔的父母亲,则是一週一次,轮班前去送换洗衣物、饭菜,犹如现今小学里的导护妈妈、爸爸的制度一般,把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己的一样在照顾保护。

当时贯穿基隆的几条河,举凡田寮河、旭川河,以及基隆港内的海面上,也满满都是尸体。几日之内,这些尸体没人去收,泡在水面上逐渐腐烂、膨胀。

一位亲眼在港西码头目睹这些尸体的基隆耆老,在几年后到外省朋友里作客,吃了生平第一次的水饺。看着在滚水里的山东大饺子,他突然意识到,「原来当年我看到的那个景象就像撒水饺一样。」

整个基隆市区的人就看着这样的场景,而学到了重要的一课:切莫与这幺冷血无情的政府作对啊。

在八堵、汐止一带的人,屠杀地点是火车站内外,在交通枢纽人潮往来最频繁的地方,同样给予这地方的人最深刻的教训:「你敢反抗,你就是这个下场」。

但这该是二二八大屠杀给人的教训吗?

至少有一个基隆人不这幺认为。

他是陈金龙。

他在日本时代前往日本进修,研究热带病(疟疾,Malaria),在战前,陈金龙搭船回台湾,在基隆港西码头上岸,从上屋仓库的码头与车站的通行道,步行至车站里,搭车回七堵。

接下来数年,陈金龙发挥他在疾病防治与公共卫生的专长,在台湾,尤其是基隆周边的北台湾,四处採集样本,分析病毒,并且帮忙注射疫苗。

1947年的2月27日,大稻埕发生了私菸骚动,3月,陈金龙正回到基隆採集样本。因为背着疾病防治员的臂章之故,他可以自由出入已经被当时二度戒严,四处设下防线的管制区。整个东北角,街道、山路、河边,沿路都是横躺的尸体。

看到这些景象的陈金龙,在心中沸腾的,不是恐惧,而是无比的勇气。

他要起义,他要反抗,这个土匪一样的政府,这个高压统治的政权,一定要被推翻,而且当他看到这幺赤裸的暴力后,他知道,光用言论与协调,是不可能撼动这个政权的。

他马上开始找寻有军事经验的台湾青年,举凡曾在战后有到中国参加黄埔军校的台湾子弟(这批进去黄埔军校的台湾子弟,都是陆官廿二期),或曾受过日本军事训练的人,都是他接触的对象。他们像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里的莫那鲁道一样,花长时间去蒐集炸药的材料。他要爆破的第一个目标,就是驻扎在八堵的一个军事单位。只可惜,消息走露,火药被人发现。陈金龙被拘补,好在基隆家里的人奔走,找到了在板桥的地方士绅出面保他出来,让他安全脱离险境。

这样的事情在二二八后的台湾,发生过不只一次。那时,刚从中国华北潜逃回台的史明,也在做一样的事情,史明在士林的蒋介石官邸附近秘密蒐集枪枝,準备刺蒋,而士林的那群志士,也一样东窗事发而必须四处逃亡。

但陈金龙仍然不死心,往后的几年,他不断云游四海,结交朋友。他那时乐观的认为,只要可以联络到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台湾官兵,他们一定会加入自己的行列,对党国威权发起军事政变。

到了1956年,陈金龙再度成功地结识了一群台籍的军官,加入他的反抗组织。这里面甚至有与日后的第一位党外基隆市长,林番王,同为民社党的党内同志──高雄的士绅,杨金虎。

陈金龙的组织日益壮大,参加的黄埔军校陆官廿二期的台籍军官校友里,有任上尉情报官的吴锺灵,也有曾任总统府侍卫的黄深柱。他再请具有思想深度与文采的陈毓卿先生起草组织纲领,主张「反国民党、反共产党、台湾独立」,成立「台湾独立革命委员会」。

这个连绵有数十人的革命组织里,却也不幸地有了国民党的线民的潜入,因此,在武装革命尚未发生前,在1958年就被举发,其中陈金龙因为是首脑人物之一,与其余三人(吴锺灵、黄深柱、林再受)一同被捕入狱。

1947年,三月八日,基隆

在狱中,陈金龙每天被严刑拷打,被针刺穿四肢指甲。党国要的很简单,供出你整个组织的成员,你们的计划。

陈金龙与其余三人就像铁打的一样,坚决不吐露任何消息,保住了所有其它的革命同志,也因而这样坐了十年的牢狱。在出狱后,从不信鬼神的陈金龙,每年到了三月八日,都会到门前烧一柱香,纪念那些英勇抵抗的志士们,直到他辞世。

陈金龙就是这样一个有大是大非的大智慧,有无与伦比的勇气与强悍的行动力的人。

他的家属,因为他的政治犯身份,被歧视,被怀疑,生活也陷入困境,原本小康的家庭,要让妻子每天裁缝,摆麵摊,尚未成年的孩子要送货採买,甚至要当潜水伕好贴补家用。但他们不仅不埋怨这段过去,甚至说:「一个追求民主的国家,就是有一群人必须要为了民主而牺牲犯难,我们只是刚好生在这个家庭里。」

日后,当这个威权的国民党终于败选交出执政权的2000年,陈金龙的女婿在基隆的诊所,还被党国余孽丢掷汽油弹攻击。

但他们仍然无畏地挺直腰桿。

这个在二二八大屠杀中遭受到最惨痛伤害的雨港城市里,有的人在面对压迫时,当了顺民,这自然是个明哲保身的普遍选择。但也有陈金龙这样子反骨的人,越挫越勇。来自威权的压迫越大,他反抗的意志就越高。

二二八,对一些人来说,或许是个悲情的故事,是个顺从与被收买的故事。但对另一些人来说,却是个积极反抗暴政的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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