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的当前位置:主页 > L佳生活 >1947年: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

“欧美报纸,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,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。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,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。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,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。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,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‘言论自由’。言论界争取‘言论自由’,自然要联合起来争,全体起来争,但是在这争取‘言论自由’的过程中,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。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,也不是随便什幺人可以负得起来的,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。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,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,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,甚至《大公报》或贵刊都不登,亦未可知。此外,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,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。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文章,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。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‘傅孟真’,挺着胸脯说硬话,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,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。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‘傅孟真’,能这样,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。”[1]

这是一位署名“许金铿”的上海读者写给《观察》周刊编者的信,以《傅孟真的文章》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《观察》第二卷第二期“读者投书”栏。55年后,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。

的南京,依然是春寒料峭,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(字孟真)在《世纪评论》周刊第七期发表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》,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,开篇即指出:“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,凡是一个朝代,一个政权,要垮台,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,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!”[2]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。宋子文初上台时,他曾寄予希望,还在《大公报》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,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。事隔不久,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,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“侵蚀国家的势力”,他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,以免玉石俱焚,所以必须说出真话。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、工业政策、对外信用、办事作风、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进行批判,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:“我真愤慨极了,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,国家吃不消他了,人民吃不消他了,他真该走了,不走一切就要跨了。”[3]

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,在中国是罕见的,一文既出,“各地报章纷纷转载,举国注目”。据那天的胡适日记,成舍我主办的《世界日报》当日甚至用了“傅斯年要革命”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。

《世纪评论》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,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,撰稿人包括萧公权、吴景超、潘光旦、蒋廷黻、翁文灏等,他们批评时政,倡导民主,言论大胆,很快得到社会公认。何廉回忆:“1947年春季的一天,我收到傅斯年赞扬《世纪评论》的一封信,……我回信约他给《世纪评论》写稿子。不久,我在南京遇到他,他告诉我说,他要给《世纪评论》写稿子,但有一个条件,就是按原文发表,不能有一字改动,我立刻表示同意。过了两天,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。”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》一发表,“不到半天时间,这一期《世纪评论》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。这并不是说《世纪评论》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,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。我立刻到《大公报》馆找到经理胡霖,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《世纪评论》给他看。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,问他能否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,他立刻同意了。就在第二天早晨,这篇文章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了”。[4]将刊载傅斯年文章的刊物“搜买一空”,《观察》称之为“颇有‘寓买于禁’的味道”。

一星期后,傅斯年在《世纪评论》第八期发表《宋子文的失败》一文,直言:“自抗战以后,所有发国难财者,究竟是哪些人?照客观观察去,套购外[汇]和黄金最多的人,即发财最多的人。……(孔、宋)二人虽不睦,但祸国的事,却也‘萧规曹随’。”他列举事实指出孔、宋代表的权贵势力“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”,“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”。说到工商贷款,他痛心地说:“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,而且都成了投机贷。……惟有权门、霸户、豪势、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,才能得到贷款。”“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,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,彻底扫荡中国工业,彻底使人失业,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,流于国外!”

储安平在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:“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,主张清查宋、孔产业,举国共鸣。国事如此,忧心如焚,顷闻先生将为《世纪评论》连写两文,促宋下台,谠论一出,行见全国响应。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,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?”[5]3月1日,傅斯年在《观察》周刊(第二卷第一期)发表第三篇檄文《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》,从国家资本、官僚资本、权门资本出发,条分缕析,将当时中国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。他不是经济学家,不过是直言无讳,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真相。这样的文章今天不大读得到了,我就不怕累赘,多抄几段:

他指出包括铁路、银行、航运等在内的国家资本被“各种恶势力支配着(自然不以孔宋为限),豪门把持着,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,荒唐着,冻僵着,腐败着。恶势力支配,便更滋养恶势力,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。循环不已,照道理说,国家必糟”。

关于官僚资本,他一针见血地说:“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,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。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‘合法’方法聚集的,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。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,尤其是豪门资本。”

权门资本“一方面可以吸收、利用、支配国家资本,一方面可以吸取、保护(因保护而受益)次于他的官僚资本。为所欲为,愈受愈大。用着一批又一批的‘机器’(这‘机器’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,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Business的,极肤浅的人)爪牙,人狗(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,已经枪毙了的),家奴……”

“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,二家之外,有些在滋长中。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。孔氏有些土货样色,号称他家是票号‘世家’,他也有些票号味道,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。……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,以政治势力,垄断商务,利则归己,害则归国,有时简直是扒手。我说到这里,我想,他该告我诽谤罪了,我却有事实证明。……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,必须告我于法院,我很愿对簿公庭。”

“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。……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,把天下人分为两类,非奴才即敌人。这还不必多说,问题最重要的,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,用他这支配欲,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。”

从电厂到煤矿,说是“国营”,实为“宋营”。“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,一下而入于中国银行,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,这中间,也许有他的‘合法’手续,凡创朝代都是合法的。”“古人说‘化家为国’,现在是‘化国为家’。”

“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,还有人说,孔比他好,这真是全无心肝之论,孔几乎把抗战弄跨,每次盟邦帮助,他总有妙用,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。”

“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,他必须走开,以谢国人。在位者要负责任的。……”

“……总而言之,借用二家财产,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,可以平衡今年预算。……所以要征用,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,……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,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(如非一致)通过。”

他最后说:“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,与编辑无涉,另有在《世纪评论》两文(一卷七期、八期)可与此文参看。”

同一期《观察》的“观察文摘”栏即摘载了他在《世纪评论》首发的另两文。储安平在《编辑后记》中说:“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。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。”

在1947年的中国,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孤立的声音,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,抨击豪门资本,陈云阁主持的重庆《世界日报》就发出过同样的声音,2月16日(即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》首发的第二天)刊出社评《罢免宋子文!》,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,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——“总之从政治责任讲,宋氏自任行政院以来,对大大小小的问题,不是无政策便是乱干蛮干,以致措施乖方、贻害无穷。当前的金融风潮既已经威胁到整个国计民生,追究责任,宋氏万难脱逃。从政治纲纪讲,一国的行政院长,在客观事实上如已表现出凭借权势以操纵市场,扰乱金融,垄断工商,吞食国计的违法败纪行径,则除罢免其官职外,自可没收其财产,惩治其罪尤。我们本此正义的认识,敢代表全国最大多数善良人民,吁请政府最高当局,当机立断,迅采立法院与参政会的主张,立即罢免宋子文以谢国人。”[6]

顺便说一句,直到,重庆《世界日报》还发表社评——“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!”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说出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声,从而成为感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字。

宋子文是一个怪物。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,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好的教育,“他思想,说话,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”,惟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。傅斯年说:“他的中国文化,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,也不见踪影的。”《何廉回忆录》中提到,1945年冬天,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,蒋介石要他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一份,“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,宋子文看过这份纲要后竟然说:‘但这是用中文写的。’他问我有没有英译本,我说没有,他要我为他译一份英文本”[7]。,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,离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》发表不过半个月。尽管他的下台无损于豪门资本的毫末,他继续做他的“化国为私”的“宋营”事业。

莫道书生空议论,当年3月8日的《观察》通讯《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》曾对“傅斯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”大为赞许。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何廉也说过,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辞职“是有很大关系的”。自早年求学北大时创办《新潮》、领导五四学生运动以来,傅斯年即享有盛名。他不是政治家,也无意追逐权位,虽然并不是没有机会入阁,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,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,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。他曾写信给亦师亦友的胡适说:“我们自己要有办法,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。与其入政府,不如组党;与其组党,不如办报。”“我们是要奋斗的,惟其如此,应永远在野,盖一入政府,无法奋斗也。”[8]

好一个“永远在野”,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。他所梦想的不再是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”,不再是为“帝者师”,他寻求的不是权力,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,做社会的良知。诚如当年那位读者写给《观察》编者的信中所言,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幺,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,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、有力量的言论界,使权势集团懂得有所忌惮。

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,难怪终其一生他只愿担任国民参政员、立法委员,议政而不从政。他知道,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、报馆、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型的职业位置,将会一钱不值,成为官僚、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。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,是20世纪的“士”,是五四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。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,他发现“以暴易暴,没有丝毫长进”,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“精神上的革新”。以学生领袖而学者、而大学校长,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,而是五四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。这些五四之子,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,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,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。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,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、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者,而是有着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,有着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责任感。在五四以后的30年间,在大时代起伏不定的波涛中,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,听到他们的声音。

在1947年的言论界,傅斯年无疑是个执牛耳的人物,但如果不是何廉、张纯明他们的《世纪评论》周刊不改动一字刊登他的宏文,如果不是胡政之的《大公报》无所顾忌地发表他的文章,如果没有储安平的《观察》周刊一口气刊载他的三篇文章,傅斯年的言论再大胆也只能胎死腹中,根本不可能影响社会。此外,如发表马寅初《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》的《文汇报》,如重庆《世界日报》等,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1947年中国的言论界,他们是那个黑暗岁月中的一道道闪电,他们书写了民族言论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章节。时光流逝,我们愈加怀念那些知识分子和民间报刊,怀念那个早已消失了的言论界。


◎[1]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《观察》第二卷影印本,长沙,岳麓书社,1999。
◎[2][3][8]《傅斯年选集》,334、339、21页,天津人民出版社,1996。
◎[4][7]朱佑慈、杨大宁、胡隆昶:《何廉回忆录》,276、251页,王文钧、俞振基译,北京,中国文史出版社,1988。
◎[5]《储安平文集》,下册,329页,上海,东方出版中心,1998。
◎[6]陈云阁《重庆世界日报记实》,转引自《新闻研究资料》(总第9辑),78页,新华出版社,1981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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